第186章 华皇训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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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之所以要在此时向中国主动挑起战争，无非是三个原因，一是日本海军实力强大，足以让日本立在不败之地；二是中国正处于新旧交替的时期，国内政治和各种军政力量交错复杂，地方分裂势力和前朝遗留势力层出不穷，局势混乱；三是新的中华帝国正面临着岌岌可危的财政危机中。/

此外，中国在未来十年中的军政力量都必然是向着统一和强大的方向快速发展，一旦错过现阶段的这个机会，日本将再也无能力干涉中国。

戴季陶曾经写过一本《日本论》，在其担任孙逸仙秘书时期曾与时任日本内阁首相的桂太郎有过四次私下会晤，交谈时间长达15至16个小时，其中，桂太郎如此说：如果能解决英国统治印度的问题，则日本不愁没有移民和贸易地区，日本也就不用再考虑侵略中国的政策。

虽然日本在东京审判期间否认有过这样的会晤，但是人证物证俱在，事实证明日本谋图侵略中国是在1913年之前就已经存在的长期政策，而从这样的谈话中也可以证明，日本侵略中国之原动力来自于“移民和贸易的压力”。

1908年之时的日本总人口是4280万，人均耕地2.1亩，1910年突破4349万，预计在1925年，人均耕地就将跌破1.7亩的标准，此时的日本将无法实现粮食的自给自足，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农产品在1902年开始就需要大幅从国外购买，如果不能顺利成为工业国，如果不能大量占有外国殖民地，不能向外大量移民，这就意味日本将死于贫困。

相比于中国，日本的危机压力更大，这就迫使日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的赌国运反正不赌也是坐以待毙。

……

帝国的第一临时宪法还是迟迟未能通过，但在中日战争的阴霾之下，各种工作已经紧急加速，第一届以光复会、新政强国会、立宪会、民主党、维新进步会为主体的帝国中央国会的总名单已经提前出台来自全国各地的国会议员陆续抵达京师。

由于事态紧急和交通不便，各地国会议员采取电报投票的方式临时通过了《临时训政约法》，在《中华帝国第一临时宪法》通过之前，提前承认宋彪为帝国皇帝，先授予皇帝训政权，从法理上为宋彪训政扫除了障碍。

虽然在速度上有点缓慢，但宋彪的每一步都坚持按照法律的程序在走，不给可能的政敌任何挑剔之处。

《临时训政约法》为次日即刻生效的法案紧急通过后的第二天，宋彪就在西海塔园的光复阁召开训政会，十四名内阁大臣全体出席。

训政。

所谓“训政”即“训导监政”之意，即便没有正式登基为皇帝，也没有通过临时宪法正式获得国会的承认，宋彪手握训政权便能高于内阁，指挥内阁。

他毕竟是皇帝，并不参与内阁会议，这种情况就很像是的远东财团的年会。…,因为是帝国的第一次训政会，同时面临着日本的军政外交的两方面的紧迫压力内阁大臣们都显得异常紧张。

此前章炳麟设计了一种过于隆重的训政会礼节规格鉴于形势的紧迫和训政的迫切性，宋彪选择将训政会的礼仪规格降低只是身穿着帝国陆海军大统帅的日常军装出席训政会，坐在长会议桌的正首席位，内阁总理大臣唐绍仪坐在他的左侧第一席外务大臣坐在左侧第二席，陆军部大臣舒方德坐在他的右侧第一席，海军部大臣程璧光坐在右侧第二席，其他依次类推。

中央会议桌外围的左右两侧各有另外一排会议桌，内阁办公厅、国家海警总局、税务总局、海关总署的内阁大臣则坐在这一席位上。

在全员抵达后，宋彪才在内侍官的陪同下出席，在皇帝进入训政厅之前，各位内阁成员已经起身，见到皇帝便统一躬身行礼，等待宋彪坐在席位上，诸位才重新坐下来虽然是训政，严格意义上，宋彪身为君主立宪制的皇帝并无必要说太多的话，但他还是先开口和诸位说道：“此为帝国第一次的训政会，又面临日军的严峻威胁，民族存亡旦夕，国运荣辱难料，希望诸位能同心协力，与国家共存亡，与朕和国民共荣辱。”

听着这样的一番话，身为总理大臣的唐绍仪只觉得肩膀上的压力沉重无比，他起身再躬身行礼，道：“请陛下放心，臣等必将生死置之度外，不惜一切代价保全国家疆域和尊严，绝不割让一寸国土，绝不出让一分国利。”

其他诸位大臣只能也再次起身行礼，大家沉默无语，似乎唐绍仪所说的就是每个人的内心话。

在日本的逼迫之下，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确实已到了最为危急的时刻，胜则国家统一，伟大复兴指日可待，败则国家分裂，民族继续沉沦，继续要被外国列强压迫和残害。

宋彪此刻还不能在这样的会议上公开说“肯定是要开战”之类的话，他也不想多说其他的话，示意诸位大臣坐下来继续开会。

会议行程一切按照原先的预定进行，唐绍仪先开始谈财政危机的问题。

中华帝国的第一任总理注定是一位过渡总理，要带领中国从旧官僚体系走向新政府体系，唐绍仪则是一位从旧官僚体系中走出来的新派知识分子和新派官僚，在税务、通商、海关、外交、开垦、省政等方面都有很不错的表现，从政经验丰富，也是从基层一步步磨砺到一省巡抚的新旧交替时期的特殊官僚，绝对要比革命派的宋教仁、黄兴、陶成章、蔡元培等人更适合主持中央内阁总理的工作。

如果没有意外，宋彪在原则上会支持这位总理走完十年的两届任期，但不会更久，身为皇帝，宋彪不会支持其他人和他分享这个时代的领袖权威。

唐绍仪的旧官僚生涯起步于天津税务衙门，这是他的一个重要优势，对于政府的财政和税收工作他的理解是非常深入的。

在财政大臣张康仁和税务总局局长欧阳锡的帮助下，唐绍仪提前整理了一份关于新政府财政危机的全面报告，以沙俄帝国为重要的参照物，按照常规来计算，如果中国按亩正常收取每年10%的农业税，平均每亩地的农业税可达到1.2银圆，全国统计14亿亩耕地则可以带来16.8亿银圆的税收，约合1.6793亿英镑。…,幅员辽阔，耕地面积庞大是新帝国最为重要的优势。

即便将全国的农业税调低到1/15的6.67%水平(这是绝无可能之事)，以及考虑税收征收过程中的豁免、疏漏、人为过错等等问题，国家的农业税也不应该低于7.85亿银圆，同时考虑中央和地方各省在农业税上的3：7分成，中央财政的农业税总额也不应该低于2.35亿银圆，而往年清政府的农业税总额的中央收入仅有五千万两银子。

这里面足以说明很多问题。

然而，这一点并不是中央财政危机的主要因素，主要因素是地方财政的混乱，各省独自为政和府县一级官员的缺失导致了税收工作的荒废，使得1910年的税收未能有效流入中央。

依据税务机关在各省的摸底调查，事实证明在大多数的地区，去年的税收并没有停收，各地所谓的革命军还是大量征税，乘机扩充兵力，地方团练、保安团也纷纷以各种名义征税，中央所推行的厘金杂税取消政策不仅未能得到推行，各地农民所承担的税收反而较之去年有所增加。